对战争现实的想像力──日本近现代史《亚洲、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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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日本近现代史卷六:亚洲、太平洋战争》(香港:中和出版社,2017),标题为编辑所拟。

 

旷日持久的「战后」

为何「战后」没有结束?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格鲁克[1]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这一时代,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阶段结束,儘管此后的时代被当作「现代」来处理,但在日本,「漫长的战后」还绵延不断。(《现在中的过去》)

当然,即便是日本,也曾几度做过「战后」的终结宣言。众所周知,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昭和三十一年年度经济报告》(1956年)即所谓的《经济白皮书》,它因高调宣言现在「已经不是『战后』」而引起议论。另外,1965年(昭和四十年)88月,作为战后首相初次访问沖绳的佐藤荣作,他在那霸机场发表的声明中阐述:「我十分清楚,只要没实现沖绳回归祖国,对我国而言,『战后』就没有终结。」如果依照佐藤首相的这种认识,那『战后』是由1972年沖绳回归日本本土而结束。确实,对日本战后史而言,这个1972年是一个重大的时间节点。日本1956年与苏联恢复邦交、1965年与韩国建交,于1972年这年与对日战争中蒙受最大伤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邦交。在1951年签约的《旧金山和约》里,代表中国的政府和韩国政府未受邀请,苏联也拒绝签约。这是冷战下的「单边媾和」。如果考虑到如此事实,虽说还遗留着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邦交问题,但由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可以说日本终于实现了「全面讲和」。

所谓的战争责任问题

然而此后,「战后」这个词语也绝对没有成为废词。作为理由之一,我可以举例: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处理只是以不充分的形式被加以实施。尤其是一进入九零年代,就如同慰安妇和强制劳工一样,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中开始响起了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战后补偿的呼声。即使在日本国内,从遭受《治安维持法》镇压、虐待的人们那里,从空袭和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中也出现了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动向。根据2006年四月朝日新闻社所实施的舆论调查,「对于通过侵略和殖民地统治而造成伤害的国家和人民,你认为日本充分做到了谢罪和补偿,或认为还不够充分呢?」回答说「已充分做到」者,其比例停留于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回答说「还不充分」。这说明即便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战后处理还未结束。

与战后处理问题相关联,重要的是对于曾经的战争的评价,它在日本人中间并非固定不变。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关于殖民地统治的历史和满州[2]事变后一系列战争的性质,开始有关这些问题的真正讨论是在1980年代以后。关于其历史背景,请参照我的《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此,我想重视这一事实:许多国民感到日本从未正面直对战争责任这一问题。比如:根据每日新闻社2005年8月实施的舆论调查:「关于战争责任,你认为日本战后的讨论是充分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充分的」的人仅有百分之十四,而回答说「不充分」者竟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在本书当中,我想依据如此状况,深入思考战争责任问题,它原本应该成为战后处理之前提,与此同时,我想重新构筑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时代。这种场合下的战争责任,已不单是日本国家与日本人对外的责任问题,我也希望把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于日本国民的责任问题也放入视野加以思考。

对于战争的想像力在减弱

作为「战后」没有结束的另一项理由,我们可以举出,战后的日本社会没有再次直接体验战争。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日本都以协助美国军事行动的方式深深地参与了,但日本自己没有成为行使武力的直接主体。如果直接体验了新的战争,那该战争的战后才会开始,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后」才宣告终结,或由于新的战争而被相对化,并埋没于其中吧。

然而,所谓未曾体验新的战争,也就意味着除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体验者,不存在其他的战争体验者。而且随着时光流逝,战争体验者显然在减少。毋庸赘言,作为战斗者集团的自卫队也不可能与如此的时代潮流毫无关联。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战史教官室长白石博司早在十年以前就阐述如下(白石博司《战史杂感──(其一)》,载《陆战研究》1995年12月号):

近年来,旧日军相关人士离开自卫队的现职,而历经实战者也年事已高,自卫队也逐渐成了毫无实战经验的军事集团。对于把体验、实践严酷军事当作专业的我们自卫官干部而言,作为学习实战的教材而被保留下来的,除了战史,别无其他,即便如此表述亦不为过。我认为潜心研习战史的时代到来了。

虽然出于大相径庭的理由,但我也和白石一样怀有部分危机感。因为它使人感到:在亲历战争的这代人日益减少之时,在现在的日本社会里,对于战争现实、战场现实的真实想像力在急剧减弱。我感觉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如此变化就已开始。电视中所看见的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让人以为是「大本营发布」似的美军发言人的战况报告、洋洋得意地只顾解说武器性能的军事评论家等等,在如此报道的漩涡中,我们难道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战争游戏一般的思考和感觉来观察、评论战争的吗?至少在那时,匍匐在最前沿的战壕里与死亡恐怖搏斗的士兵、被捲入战争的民间人士牺牲者,他们的存在已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视野。

我自己也未经历战争,是1954年出生的「战无派」[3]一代的研究者。然而,即便未曾亲历战争,是否也能具有对战争现实和战场现实的想像力呢?倘若无法想像未能直接经验之事,那历史学这一门学问也就难以成立。

具体而言,在本书中,我想把下述问题意识作为另一个核心重新构筑那个战争年代。这个问题意识就是要恢复一种现实想像力,它是对人被投入到杀与被杀的杀戮战场的想像力,是对巨大蘑菇云下所发生无数事件的想像力,是对时代与社会强大压力的想像力,这种压力能迫使人把丈夫、儿子之死视为「光荣战死」而加以接受,是在「敌人脸上」可以发现「人性体现」的想像力等。

再者,在本书中,我把始于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日本签署投降文件而结束的战争称之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当初使用的「大东亚战争」是个太意识形态的称呼,而现在通常採用的「太平洋战争」也是以日美战争为本位,用此称呼的话,中国战线和东南亚佔领地的重要性有可能会丧失殆尽。在我也担任编辑委员之一的《岩波讲座 亚洲、太平洋战争》全八卷中,提倡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个广义概念来把握满州事变、日中战争[4]、「太平洋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这是因为基于这个问题意识:我们想在包括战后在内的时间延伸和「帝国」这个空间延伸中,重新理解那场战争。在继承这个问题意识的同时,本书中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作为替代「太平洋战争」的名词加以使用,理由是出于在其他地方尚未看到替代「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的适当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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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卡罗尔.格鲁克(Carol N. Gluck,1941–),美国历史学家,着有《日本的现代神话》、《昭和:裕仁的日本》。全文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对于中国东三省的旧称「满洲」,中文文献一般均用「满洲」表示,但日文对此的表述多用汉字「满州」,本书作者沿用「满州」一词。本书译文也用「满州」,只为尊重原着,并不代表认同这一表述。

[3] 战无派:是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没有战争体验,在经济发展时期度过青春的那代日本人。

[4] 指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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